王金娜觉得他应该好好感谢一下刘兴华，其实也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当初他的提醒，使自己能够谨言慎行，没有成为被别人攻击的目标。但是右派的帽子却还是被她戴在了头上，她的戴这顶帽子却与别人不同，别人是被迫戴上的，她却是自己主动要求的。
毛泽东所提倡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双百方针，在一定的时期内的确是活跃了广大知识分子的学术探讨，但是随着言论自由的发展，有人对中共方面提出了批评意见，这却是毛泽东没有想到的，也终于激怒他，续而马上又发起了“反右运动”，将那些敢于对党、或者对他个人提出批评意见的人全部打成右派。所谓的右派，这个称谓的最初来源自法国大革命时期，指的是坐在议会右侧，拥挤君主制与贵族特权的人士。而在政治中，右翼、政治右派一般泛指的就是各种保守和反动的政治立场，在不同的国家与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意义。此时，在中国的国内，右派指的就是强调民族主义、传统和宗教这些旧文化，甚至于支持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的人。
反右运动被严重的扩大化，这场被毛泽东号召起来的群众运动，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在全国展开来，其结果却是令无数原本响应双百方针，敢于挺身而出仗义执言的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被错误地打成了右派，其后又陷入了无尽的身心折磨之中，本来开国时期良好的社会风范，在刹那之间，已然消失殆尽，中国的社会一步步走向混乱和苦难！
反右运动也波及到了王金娜所在的军区医院里，而在这之前的医院征求意见的活动中，王金娜本来是想要提出许多建议的，却又想到了刘兴华当初的警告，也只是随随便便地说了两条，并没有过于深入的讲下去；如今，谁又能够想到，那一次提意见的活动，却为这一次反右斗争埋下了祸根呢？谁也不愿意被划过右派，医院里也成立了反右小组，却在为将谁划为右派的问题犯了难，因为根本上面的指示，每个单位按照人数的比例必须要找出右派来，否则，这个单位的党委部门就会被批评工作上不积极。在之前的那个提意见活动中，倒是有两名教授级别的医学专家提出了许多的意见，所以这两个人被划为右派也就是理所当然。但是，这两个右派报上去之后，却很令上级的不满。按照人数上来讲，军医大学和军区医院合在一起怎么也有一两千的员工，高级知识份子就占了很大的比例，只划出两个右派肯定是说不过去的，无论如何，最少也要划出三个来吧？
面对着上面的任务，医院的反右小组左右为难，这第三个人的名额一时之间不知道应该给谁了。在研究来研究去之后，他们终于作出了把这个右派划给一个刚刚调到军区医院不久，当年也曾当过国民党军医的陆良医生。这个陆医生，王金娜早就认识，当年打鬼子的时候，曾在国民党第十八军里共过事。当陆医生得知自己被划成右派的时候，马上呆若了木鸡，他连那个提意见的活动都没有参加，就这样成为一个替罪羊，可是刚刚来到这个单位，无人可以倾诉，只得找到王金娜这位副院长来表达自己的不满，他还有一个瘫痪在床的妻子和三个年岁不大的孩子要扶养，如果真得被打成了右派，那么无论是从工资收入方面，还是从对家庭的生活照顾方面，都将受到极大的影响。
王金娜好言安慰着陆良医生，然后自己跑到反右小组去，自告奋勇地对他们讲：“不要把陆良划为右派，如果你们实在找不出第三个人来，那么就划我吧！”
王金娜的举动，令全医院的人都惊讶不已，但是如今这个帽子扣在谁的头上，都是担待不起的，倒是王金娜院长与众不同，因为她的名声在外，又享受着国家级专家的待遇，就算是给她扣上一顶右派的帽子，上面也不会过于为难她。所以在反右小组再一次经过研究之后，最终还是同意了王金娜的请求，将这最后一顶右派的帽子扣到了她的头上。
王金娜哪里知道，这顶帽子扣到自己头上来之后，会给她带来多么多桀的命运。
在右派被划出来之后，医院很快举行了所有群众参加的批判右派的运动，只不过这种批判在这个时候，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形式，大家毕竟是在一起工作多年的同事和朋友，没有人愿意把人斗死。尤其是对王金娜，因为她身份的特殊，在批斗的时候，也只是点点名，连让她站到前台去都没有，所有的人都心照不宣地进行着，分明是作作样子给别人看的。
在得知王金娜被划为右派之后，刘兴华抽空过来看她，张义的妻子徐小曼不停地在刘兴华的面前埋怨着大嫂不应该抢着戴这顶帽子，但是王金娜却只是笑了一笑，并没有半分的后悔。
刘兴华是一个十分识趣地人，他知道王金娜的善良，既然她如些做，一定是有她的道理。仿佛也是猜出了刘兴华的疑惑，不等刘兴华来问，王金娜便如实地道：“这件事要怎么说呢？呵呵，其实我也想过，谁也不愿意被划为右派，但是上面非要再安排一个名额，给谁谁都不愿意要，谁都有很多的困难，呵呵，我想呀，佛祖说得好，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帽子给了我，也就省得大家都提心吊胆了，让领导们也能够交差，这不是很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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