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度这番话可谓有的放矢，虽然表面上是问他们四个人的意见，其实更是问他们背后几种势力的意图：
蒲殿俊、罗纶出任四川咨议局议长、副议长，自然代表着四川士绅。前不久，蒲殿俊还以咨议局和川汉铁路公司为基础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自己担任会长，罗纶担任副会长。由此更可以看见两人的成色；
尹昌衡担任四川陆军小学堂总办，是新军中的头面人物。此外，他还挂出“大汉公”的香堂招牌，自封大汉公的舵把子。他曾前往成都各街的公口码头拜访，各公口码头都为他“挂红进酒”。也就是说，他还是袍哥中的瓢把子；
张培爵名义上是重庆府中学学监，其实还是同盟会重庆支部的核心，代表着革命党在四川的声音。
如果没有孙元起的横空出世，这四个人都将是巴蜀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
蒲殿俊将在1911年11月27日到12月8日之间出任“大汉四川军政府”都督；
尹昌衡在1911年12月8日之后继任都督。1912年3月，成、渝两军政府合并，成立四川都督府，他继续担任都督；
张培爵在1911年11月22日重庆起义成功后，被推举为重庆蜀军政府都督。成渝两军政府合并后，他改任任四川军政府副都督；
至于罗纶，先是在蒲殿俊政府担任招抚局长，尹昌衡上台后又任四川军政府副都督兼安护局长。成渝两地军政府合并，他的官职是军事参议院院长。
也就是说，这些人都是四川省高官、高官！
蒲殿俊客气地说道：“请教之辞实在愧不敢当。至于如何施政，唯在总督大人裁夺，属下也不敢越俎代庖！只是蒲某忝为四川咨议局议长，有些愚见想芹献于前，请大人加以采择。”
孙元起道：“蒲议长请讲！”
蒲殿俊道：“各省设立咨议局乃是清廷预备立宪的重大举措之一，光绪三十四年（1908）七月颁布《各省咨议局章程》和《咨议局议员选举章程》，限令各省在一年之内一律成立咨议局。由于德宗景皇帝、孝钦太后先后宾天，我四川咨议局在宣统元年（1909）十月十四日才得以成立。自成立以来，局中同仁指陈通省利病，筹计地方治安，可谓尽心尽责。尤其是清廷推行干路国有政策以图出卖路权之后，我省咨议局奋起抗争，成为全国革命之先声，最终导致清廷分崩离析，汉家河山得以光复。
“既然清廷覆亡在即，那么预备立宪也将成为明日黄花，如果咨议局再沿用之前的名号就有些不伦不类。蒲某听闻革命成功之后国家将采用共和政体，孙中山先生在《同盟会成立宣言》中又曾提及‘议会’之名，所以不揣简陋，想请总督大人俯允将咨议局改名议会，让属下等名正言顺，再为蜀中父老略尽绵薄之力。”
杨度冷笑出声：“蒲议长，只怕你是居心叵测吧？清廷颁布的《各省咨议局章程》中明文规定，咨议局是各省采取舆论之地。也就是说，咨议局的设置只是为各省政府提供政府相关意见的舆论机构，各督抚州道对于咨议局的意见可以裁度施行，不必一定要遵循咨议局的决定。
“而且按照宪政编查馆的规定，督抚对咨议局公文用‘札行’（上级对下属用，类似于现行公文中的‘命令’、‘批复’），司道以下用‘照会’（平行机关用，类似于‘函’、‘通知’）；反过来，咨议局对各督抚司道均要用‘呈文’（下属对上级用，类似于‘请示’、‘报告’）。由此可见咨议局只是个顾问性质的机构，并无太多实权。而议会呢？
“众所周知，在西方议会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利，不仅可以按照法定程序制定、修改、废除法律（即立法权），还可以通过审议财政法案的方式对政府的财政收入和支出实施监督（财政权），甚至可以采用弹劾、质询、不信任投票等形式对政府机关各种公务活动进行监督（行政监督权）。换句话说，如果咨议局改成议会，你们就可以合法地否决我家大人发布的命令、预算和人事任免。如此事关重大，蒲议长居然用轻飘飘的几句话提出，究竟是何等居心？”
见杨度揭穿了自己的用心，蒲殿俊顿时有些语塞。
坐在蒲殿俊旁边的罗纶此时说道：“蒲议长能有什么居心？即便有心，也是一片公忠体国之心！共和革命成功以后，各级政府实行议会制乃是大势所趋。我们四川率先垂范将咨议局改成议会，又有何不可？你们别头上剃掉了满清的辫子，脑袋里还装着满清的专制，时刻不忘以一人治巴蜀、以巴蜀奉一人！”
杨度也反唇相讥道：“我们是不是专制，以后自可见分晓。只是某些人以共和之名行夺权之实，现在就昭然若揭！”
孙元起见场面有些白热化，急忙和稀泥道：“咨议局改成议会兹事体大，一时半会儿难以得出定论，不妨先行搁置，等以后再议。”
章士钊也边上拉偏架：“如今国家尚未成立、政体尚未确定，我们在这里谈论有如雁未获而争烹燔，有何意义？而且古有明训：‘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所以治理四川一动不如一静。咨议局改成议会之事，不如等别的省份推行以后，我们再伺机而动不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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