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着从隔壁隐隐约约传来的林舒慧的歌声，凌风想着刚才与冷世东的不期而遇，总结了一下来上海后发生的一系列事情，有种处处受制的感觉。
他发现现在的上海情况，比淞沪会战前复杂多了，过去作为共产国际潜伏的特工，他只要一声不吭地伪装自己就可以。
现在却不一样，作为军统的特工，他既要设法取得鬼子的信任，又要辨别内部的叛徒，还要警惕类似于赵云红那样江湖帮派的骚扰，甚至还要处理好与延安方面的关系。
过去他的身份很简单，就是共产国际的特工，现在依然保持这个身份外，又多了一个军统特工的身份，在提出回归共产党组织，并等待着答复的同时，他发现自己正在一片迷茫中逐渐迷失了方向。
一个人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身份，但真正代表自己信念和信仰的身份只有一个，对于凌风来说，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似乎都不是自己义无反顾愿意为之献身的理想和信念。
面对破碎的山河，他唯一清醒的认识，就是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至于其他的一切组织与党派，他越来越感到模糊。
在他看来，即将爆发的徐州会战，是中国军人与日本鬼子之间的战争，不管通过何种方式，把情报送出去才是最重要的。在无法联络到军统的情况下，他只能再次寻求龙可云的帮助。
大约凌晨时分，迷迷糊糊中的凌风，听到楼下有动静，立即起身来到门口，发现是楼下的袁殊已经出门。
他立即跟踪下楼，看到袁殊走到路口，叫了辆黄包车扬长而去。
这个时间段里大街上行人很少，坐黄包车跟踪容易被发现，凌风只得贴着屋檐快步紧跟，过了几条街，他看到袁殊在会乐里长三堂子那里下车，走进了妙姐楼。
在会乐里长三堂子里，至少有一百多家上等窑子，在二十多幢房屋中，每幢房子少则二三家，多至六七家，可以说幢幢房子是窑子，家家户户有窑姐。
每幢房子的门口都挂上一盏门灯，后来也有改为霓虹灯的，其形状有圆的、方的、八角棱形的，上面都写着当家窑姐的名字，入夜灯光齐明，藉以招徕嫖客。
这个巨大的窑窟之所以被称为长三堂子，是因为在这里的窑子中，喝茶三块大洋，侑酒三块大洋，留宿也是三块大洋。
在长三堂子里消费是很有讲究的，首先是打茶围。
有客人进门，便有伙计高喊“客到”，窑姐立即在堂中泡茶一碗，表示接待。打茶围后，嫖客便成为窑姐的相好，既可随便上门玩，又可随时叫局应召。
其次是叫局，有酒局、牌局、戏局，以酒局为主。
嫖客叫局即是差仆人或酒馆的跑堂把局票送到窑子，局票即是在相好的窑姐名片上，写着嫖客的名字，窑姐接到局票，立即应召出局。
窑姐出局通常是风雨无阻，不能随便推却。
最后是吃花酒或叫做花头。
嫖客和窑姐来往一段时间后，便在窑子里摆酒设宴，邀请朋友捧场，经过摆酒以后，嫖客就算是和这个窑姐定了情。当然，这只是老鸨的敛财噱头，窑姐几乎都会和无数嫖客定情，嫖客亦然。
会乐里的长三堂子，历来是达官贵人、富商大贾、流氓大亨的婬乐场所，据说青帮大佬杜月笙在长三堂子请一次花酒，至少要花到五百至一千大洋。
正是因为这样藏污纳垢的地方，除了访花问柳之徒外，形形*，代表着不同国家、组织的谍报员，为了掩盖真实身份也云集于此。
而袁殊在这个时候来到这里，却是为了向戴老板发送一份重要情报，他的电台，就藏于妙姐楼，妙姐楼的老鸨陈妈妈就是他的报务员。
看到他进去后，凌风琢磨着，不管他是真的嫖宿窑姐，还是与谁接头，恐怕一时半会也回去不了，于是叫上一辆黄包车，直接回到公寓。
他套开袁殊家的门锁进去一看，里面的布置名副其实地就是一个书香门第，除了简陋的生活必须家具外，其他地方几乎都是书柜，里面摆满了世界各国的书籍，中国古典文学居多，进步和革命的书籍也不少。
凌风明白，他敢于在书柜上摆上那些红色书籍，一定是经过鬼子同意的，毕竟这是在租界，袁殊要和各式各样的人打交道，而他现在的身份还是《华美晚报》的记者，并未公开投敌。
袁殊出门的时候，身穿西装革履，头发梳得整齐而光亮，看似温文尔雅，风流倜傥，但屋里却乱七八糟，这与他单身汉的生活习惯有关。
但凌风发现，他家里乱中有序，别看书本稿纸从桌子上到地上撒了一片，脏衣服臭袜子到处都是，恐怕如果有人动过的话，他一看便知。
凌风一直觉得，要想发现有人进入自己的房间，应该把房间收拾得整整齐齐，打扫得干干净净才可以一目了然，但那无疑是提醒入室着要千万小心，别在房里留下痕迹而已。
袁殊的这种布置，足以让任何入室者麻痹大意，一不留神，就暴露了自己的踪迹。
凌风算是学到了一招。
他把窃听器的发射器，安装在电话机的底座里后，一边蹲下身，用袖子擦着连他都看不到的痕迹，一边倒着退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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