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农忙时期。一年之计在于春，无论文明达到什么样的高度，也不得不重视农业。因为，没有农业产出的粮食，人们最基本的吃饭生存，都不能获得解决。
重视农业，是历朝历代政治家的一项最基本政治行为。皇帝、宰相在农忙时，亲自务农，虽属作秀成分居多。但是，自古以来，务农务出经验的皇帝，也为数不少。哪怕悟不出多深奥的道理，也会通过亲自务农，了解农民的辛苦。
在二月份，肖图白同样和历朝的统治者一般，用参与农业生产，来表示自己重视农桑的态度。与皇帝们在深宫里面的皇庄种田，伺候皇帝种田的，都是一帮子文武百官不同。肖图白是真正在葛沽农产务农，接近的也是真正的一线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
天津葛沽农场，作为特区最大的农业生产基地。
与别处的农村最大的不同是，水利设施完备，从沟渠灌溉、排涝体系，到提取地下水进行灌溉的风车灌溉系统。
整个水利设施的完本，已经节省了人多提水的人力物力。在古代，灌溉是一项非常耗费人力的事情，尤其是在北方地区。农田水利不发达，占据不了良田，耕作劣质田地的农民，用水桶挑水灌溉，奔波几里路，农忙时奔波上千次，也成为了稀松平常。
小农经济体制中，上等的良田，临近水源。拥有上等的良田，无需多操心，便能够获得良好的收成。而这些好田，往往被豪强、富户们占据，普通的农民，往往是离水源较远的劣田，光是农忙时候提水灌溉，已经领人耗费了大量的时间、精力了。
甚至，一些霸道的地主，为了占据更多的灌溉资源，不允许别的农民，到自己的水源附近提水。在古时候，两个农村为了争夺水源，进行惨烈的厮杀、械斗，也是非常常见的。有人说，古代农民战斗意识不强，容易被愚弄。但是，这是与农民切身利益无关的情况下，他们才显得人畜无害。一旦涉及到农民切身利益，两个村庄可能为一条灌溉小溪，打出比战争还惨烈的混战。
当然了，并不是所有的北方人不愿意搞农田水利。而是一部分占据了临近水源的良田的地主、宗族，并不愿意搞农田水利。其一，搞农田水利，就意味着自己的水源被外人瓜分一部分。其二，搞水利是要出钱的，朝廷说要搞水利，肯定要地方自己出人出力。
尽管很多人知道，水利建设对于长远来说，是非常有利的。但是，到了北方，执行起来却是困难重重。
南方的情况有点特殊，北方的一些田地，由于土地贫瘠，每亩也就象征性的征收几斤粮食。而南方最高的一些地区，则是一亩田征收2石粮食。原因是，太祖皇帝对陈友谅、张士诚与其争夺天下耿耿于怀，对于一部分张士诚、陈友谅的旧地盘，征以重税。
总体而言，整个江南地区的田地产量高于北方，赋税也同样较高。因为承担非常高的赋税。农田水利、良种，等等各种先进的农业技术，在南方更普及，原因是被高赋税压迫出来的。
北方的赋税压迫较为轻微，所以北方的农村更为保守，不愿意革新技术，不愿意耗费巨资搞农田水利。
其实，在16世纪末期，明朝就不断有重臣，在北方推广水利建设和普及良种。但是，这些旨在提高农业产量的改革，皆是无疾而终。其实，光是农田水利和良种获得推广，北方的粮食产量至少能够提高两三倍。
可惜，北方的农业改革，阻力实在太大。历史上，清朝对于北方，则是采取用刀子进行圈地运动。大量的田产，被八旗贵族强行掠夺。加上，清初北方人口历经浩劫，仅剩下1000万人，推行农田水利和推广新作物的阻力，有所减缓。
到了康熙年间，在北方大力推广玉米、红薯、马铃薯等等作物，令人吃糠拉稀，于是出现了所谓的“盛世”。
清朝所谓的盛世，水分非常大，主要是受益于美洲作物的推广，人口以三十年增长一倍的自然增长规律进行膨胀。
按照小农经济的标准，盛世取决于人口多寡、仓库中粮食数量，人多粮多就的盛世。像康乾“盛世”，百姓普遍衣衫褴褛，人均财富少的可怜，毫无富足气象。哪怕是“盛世”，也的中国有史以来，最穷的盛世。
肖图白并不喜欢单纯堆砌人口的数量，而是更重视人均的财富和受教育程度。以及军事、科技、经济、领土等等各方面综合实力。
在肖图白看来，盛世应该是国民创造财富的能力，以及人们享受的生活质量富足，这才配得上盛世。
以发展农业经济而言，如果，大多数农民是靠玉米、红薯、马铃薯之类的粗粮果腹，大多数百姓营养不良，显然是称不得盛世的。
以饮食而言，盛世的标准，应该是百姓可以天天吃得起肉。如果天天吃得起肉，最起码在饮食上，就算不上盛世。
“国师大人，农场今年的计划，种植20万亩的粮食。粗粮、细粮各一半。剩下20万亩田地种棉花，全力供应特区的棉布产业。此外养殖业10万亩，确保年提供100万只家禽和5万头家畜供应市场。此外，烟草、茶叶、辣椒、药材等等经济作物的种植，占据10万亩。今年的目标是，农业产值达到700万两！”农场的大管家杨斗充满自信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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