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允炆的出发点是好的，在衡量了各种利弊之后，根据田地亩产，终于决定将农业各种税赋合并。在改制之初，大明农业税赋除了基本税外，还要加上其他的摊派和负担，比如均平钱（这主要针对富有的田主），取代劳役征收的均徭，上供物料的折银，还有驿站供给，民壮等等。大约有十四种附加税。
根据各种数据，朱允炆耗了很久，终于制定出自己比较满意的税率。对那些少于三十亩土地但主要是下等地的、以及家里不多于两个成年男子的百姓来说，税收负担通常不到他们粮食收成的半成，也就是百分之五左右。对一个拥有三百亩土地，而且主要是上等田，以及户中有五六个成年男子的中等农家而言，他的税收负担接近于他粮食收成的一成左右，也就是百分之十。
这主要是为了打击土地兼并，田地越多，所要缴纳的税赋比例也随之增加。根据这些数据，朱允炆准备好以后，提交内阁议论关于农业赋税折合成宝钞来交纳的议案，并迅速通过。朱允炆觉得，将实物税转变为货币税可能更为合适以后进行改革。
但恰恰是这个十分英明的决定，造成了朝廷和百姓两百俱伤，现在思考起来，似乎是大明准备不充沛的原因，朱允炆所迈出的步伐过大了。
因为既然农业税是折合成宝钞上交，那么要交纳赋税，就首先必须把收获的粮食卖掉，于是到了每年征收赋税的时候，市场上卖出的粮食骤然增多，导致粮价不断下跌，农民只有卖出比正常价格时候更多的粮食才能获得交纳赋税所需要的宝钞，而到了征收赋税的时段过去，市场上的粮食减少，于是价格又会上升。
这种现象在陈瑄的奏折中就举了这么一个例子：山东汾上县收获之后，很快就到了税收期限，这时候的小麦价格从正常的每石七百文宝钞降到每石四百三十文宝钞左右，大麦则从每石四百文宝钞降到每石二百五十文左右。三个月后价格又回到了正常的水平。
税收折银以后，缴纳赋税之时，农民为了交税，不得不以低价出卖粮食，获得钱钞，于是纳税期粮食价格下降；当纳税期一过，粮食价格立即上涨，造成了农民生活的困难。这并非仅仅发生一个地区，全国各地都是如此，在江南，这种由于交纳赋税造成的粮食价格波动还要剧烈。
那么由此造成的是什么结果呢？朝廷是不是因为农民因为粮价降低而不得不卖出更多的粮食而获得收益呢？
恰恰相反！朝廷从中并没有得到任何好处！不妨作个假设，假如农民卖出一百石的粮食，这时候粮价是每石四百三十文宝钞，得到的宝钞是四十贯左右，上交给朝廷。而等朝廷拿到这四十贯的时候，并用于支出各种开销的时候，正好是过了税收时期，粮价回到正常水平，甚至高于正常水平。如果用这四十贯宝钞到市场上去买粮食的话，假如粮价是七百文宝钞，只能买到六十石左右的粮食。
于是在农民那里，交的税是一百石，而实际上朝廷真正收到只有六十石左右。那么当中四十石的好处跑到哪里去了？显然就是跑到那些买进卖出的商人那里去了。
粮价的时间差异会造成这种农民负担没有减轻，而政府收入也没有因此增加甚至反而减少的结果。真正从中获取利益是商人。
同样南北粮价的差异也会造成类似的结果。这种粮价波动造成的影响对于解释为什么朝廷实际收到的赋税很低，而农民实际的交纳的赋税其实并没有那么低，应该还是比较有力的。这里面的差额实际上是被商人拿去了。
好心办坏事的故事多了，但是朱允炆却是明明白白、结结实实的带领着朝廷做了一回冤大头，本来的惠民之举，变成了害民肥商的举措。
他恨商贾的唯利是图，但是也明白是自己没有引导好，一个庞大的国家，的确不是一个人集权之后就能管理下来的。其中，几千年来的儒家文化造就了文官阶层的散漫和放任主义思想。
这些文官阶层不是没有思路，而是将思路全部固化在皇帝一个人的身上，依赖于皇帝一个人的意志行事，少了大胆的创新，比如说海关是国家税收的一个开源主要渠道，但是到后来，却成为官员们滥装好人之地。
可能这些官员中也不乏有清廉之士，而且不是少数，但是以为领悟到了皇帝的仁政思想，就在那里滥充好人，任由商贾来往，以象征性的海关税收来表示皇上的仁德，其实这些官员得到好处者不多，从内厂的各方面密报中就可以看出来。
而作为皇帝的朱允炆为什么后知后觉，因为他被数字迷惑了，作为另一个时空的来客，当然知道数据的重要性，他在朝堂之上，一直强调用数据说话，但是自己却迷失在一串自己没有估计到的数据中。
商业税无论多少，还是一直在增长着，农业税也是一样。
朱允炆一直在看着数据，却忽视了由于他的来到大明所发生的变化，数据增长是不错，但是却一点也不合乎现在大明的发展比例，再由于国库开支巨大，冲淡了数据的敏感，使朱允炆一直都感到大明是在发展，并且势头还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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