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上的封锁基本上没啥卵用，大宗的货物流通走的都是水路。
周边府县通往东安县的水路就只有湘江这一条水道。
不过广西的全州府却在东安县的上游，沿着湘江从全州顺流之下就可以直达东安县的。
湖南巡抚龚永望给广西巡抚发了一封公函，请他下令在全州府也设立关卡。
但是也不过是例行公事罢了，根本没指望广西那边能响应。
光是公函传递的速度都是个问题，毕竟要走湘江的话，反贼在东安县这段就给卡住了。
只能走一半水路一半山路，一来一回估计都快两个月了。
到那个时候，形势都不知道发展成什么样了。
通讯交通不发达影响的问题太多的了，天高皇帝远真不是随便说的。
对于地方上出现的各种情况，中枢朝廷不能及时作出反应，就必须依赖地官府自行处置，所以相应的地方官的权力就会很大，所谓“代天牧守”。
因此，也有了“破家的县令，灭门的刺史”之说。
官员若是敢做事，不怕承担责任，那施展的空间就会很大。当然，如果这个官员是个贪官酷吏，那当地百姓就遭殃了。
但是如果胆小怕事，遇到事情太过保守只懂得往上奏报，那就会耽误事，使的形势更加糜烂。
等到皇帝的批示下来，早就不适用当前的形势发展了。
行政效率太低下了。
所以封建制度不是古人自愿选择的，而是时代的局限让你只能选择封建。
封建封建，封地建国，分开治理，这才是现实的选择。
古代很多时候，皇帝登基大半年了，最边远的一些府县才收到消息。
沈墨现在只有一个县还没啥问题，但是以后地盘大了以后，这种弊端也会越来越明显的。
所以以后肯定要尽快的把无线电报给弄出来，把火车铁路给整出来，尽可能的去消弭这种弊端。
湖南官府暂时不敢派兵过来，但是封锁设卡的速度倒是很快，很快在零陵县和东安县只见的江面上设置了关卡，拦截过往船只。
他们不敢靠的太紧，只敢在零陵县城附近设卡，生怕反贼的战舰冲过来给他们灭了。
反贼有炮舰的消息已经流传开来，虽然大部分人都认为这是扯淡，认为是李光卓为了他们兄弟俩脱罪才编出来的接口。
这是大山里的反贼，怎么可能拥有炮舰这种大杀器？
又不是海盗。
但是反贼水军厉害却是不争的事实，所以设卡的清兵每天都很紧张，还专门在关卡旁边建了一座高塔眺望上游，放哨的小船也往上游放出了十几里地。
一旦发现反贼水军，就要立刻跑路。
沈墨知道这个消息之后，根本没怎么放在心上。
粮食沈墨现在根本不缺，盐巴也有不少存货，都是从县衙府库以及各家地主仓库里搜出来的。
太久不敢说，最起码两个月之内不用担心没有盐吃。
沈墨为了让百姓能够及时吃上盐巴，让县衙专门在县城开了一家官营米铺，专门平价售卖粮食以及盐巴。
而去为了防止有人故意囤货，所以还规定了限购政策，每家每户都要靠着官府发放的粮票和盐票来买盐，每次买多少都有限量。
乡下的五个镇子，也都设立了同样的铺子，供辖区各村的百姓去买盐。
粮票和盐票由各村村公所根据每家的实际人口来发放配给。
对于家中有男丁当兵的，无论是护村队还是守备军，每户每个月都一定数量的盐，村兵半斤，守备军一斤，作为给军属的优待。
票证制度当然是暂时的，以后随着沈墨的地盘越来越大，手中的资源越来越多，肯定是要废除的，把这些事情都交给市场去自行解决，官府行使监管的权力就行。
政策肯定是随着形势发展要不断调整优化的。
所以，湖南官府对东安县的封锁根本屁用没有，东安县的日子该咋过就咋过。
全县的人口清差和分田工作都已经全部结束，几乎所有的人都被重新编入了户籍之中。
整个东安县只有一种户口，那就是民户，废除了原来乱七八糟的奴籍军籍匠籍等等各种依据职业定户口的规矩。
朱元璋当年搞得那一套户籍制度也是根据元朝学来的，祖上做什么职业，子孙后代就得永远干什么，把老百姓禁锢的死死的。
清朝八旗制度之外，普通民户也是基本继承了明朝的户籍制度。
沈墨实行的税收目前只有两种；田赋和商税。
田赋根据土地来收取，根据土地的等级收取的田赋比例也不一样。
上田收取三成，中田两成，下田一成。
一年收取两次田赋，夏赋和秋赋，
除此之外，就是每户家中有十六岁至四十岁之间的男丁的，每年需要加起来服劳役二十天。服役期间官府管饭。
没有男丁的家庭不用服劳役，只需要缴纳少量的银钱就可以免除劳役。
家中有男丁当兵的则可免除劳役。
这种义务劳役之外，官府若有征调，那都是可以拿工钱的。
商税的话目前只有一种门摊税，每月固定数目，按月收取。
除了上面所述，再没有任何的苛捐杂税。
现在，整个东安县都是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各种作坊里面正在加紧打造兵器，编制盔甲。
全县的妇女们也在农会和村公所的组织下紧锣密鼓地为士兵们缝制鞋袜绑腿等衣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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